智能制造作为“中国制造2025”的主攻方向，不仅是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根本路径，而且对于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转型升级具有积极意义。运用文献资料调研、比较研究等方法，对智能制造赋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作用机理、制约因素与转型升级路径展开研究。研究认为，智能制造赋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作用机理体现在：1）资源配置的动态化，推动产业分工边界大幅拓展；2）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推动产业交易成本逐渐降低；3）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推动产业价值的创造与增值；4）生产模式的柔性化，推动产业供需的精准化匹配。基于智能制造赋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制约因素，建议从政府维度、技术维度、企业维度、标准维度、人才维度以及保障维度，全面提升体育用品智能制造水平，加快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
当前，我国经济逐步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体育产业也面临着快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是新发展阶段制造业走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必由之路，将驱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紧密围绕重点制造领域关键环节，开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装备融合的集成创新和工程应用（中国政府网，2015）。制造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是提升国家自主创新活力的源泉，体育用品制造业不仅是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体育产业中最具竞争力与活力的支柱产业，必然要顺势而为，加快转型升级进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43号）提出，推动智能制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体育制造领域应用（中国政府网，2019），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实践者与学术界对于智能制造的前景充满期待，体育用品制造业理应抓住全球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的契机，通过智能制造赋能，加快其转型升级进程，不断满足大众多层次、个样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
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与世界智能制造发展水平相比，我国智能制造发展进程是以国家政策引导为开端，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与优势，尽管在初始阶段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导致时间跨度较长，但通过规模扩张、技术引进、模仿学习，最终实现技术创新并不断赶超（图1）（李廉水 等，2019）。我国连续11年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人民日报，2021），并开始将智能制造作为加快实现制造强国目标的重要战略抓手。推进智能制造一方面有利于形成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另一方面，智能制造作为工业制造与信息技术融合发展的交汇点，有利于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的核心内容为推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系统化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物联网技术和信息物理系统，生成非结构化数据，大数据分析指导生产决策和预测产品需求，通过数字化与集成化手段重新建构产品制造的流程模块以及生命周期，形成个性鲜明、高度灵活的生产与服务方式。智能制造的战略方向是要实现制造过程中生产关系的协同发展，本质是基于“信息物理系统”实现“智能工厂”；核心是实现柔性化生产与个性化定制；关键是加强制造过程中信息技术的扩散与应用。
根据产业经济学基本原理，产业转型升级体现在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从高能耗高污染向低能耗低污染、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变革。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应涵盖2个方面，一方面是体育用品制造业向价值链两端攀升，提升上游价值链产品的研发与创新水平，提升下游价值链产品的市场开发、品牌经营、售后服务能力；另一方面是通过技术创新、设备换代等方式提升制造生产效率、资源整合效率的改造活动（付志华 等，2022）。从体育用品制造业整体情况看，2020年产业总产出达到12 287亿元，占体育产业总产出的44.9%。2010—2020年，体育用品制造业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产业增加值从2010年的1 472.03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 144.0亿元（图2），但年增长率从2018年开始放缓，迫切需要转型升级。从国家层面政策文件看，《中国制造2025》《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年）》《“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等指导性文件的颁布，加速了体育用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加快转型升级是体育用品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是向服务业延伸，以大众体育需求为中心的业务重构，促进实物产品嵌入特色服务品牌，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价值产出。例如，中国职业篮球联赛各主场地板结合球队队标和标准色来定制画面，展现主场元素和城市风貌的同时兼顾场地美感，对消费者精准定位并提供满足其专业化需求的产品。另一方面是注重科技赋能，立足提高创新能力，借助科学技术提升生产效率。例如，山东宝德龙健身器材有限公司为解决产品同质化、附加值及利润低等问题，与腾讯云合作并建立ERP系统、MES系统和车间设备物联网系统等，提升了产销量和市场占有率，加快了转型升级进程。
智能制造逐渐向体育用品制造业领域渗透，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对创新及知识的需求强烈；科技赋能速度和科技成果更迭全方位加速；以5G、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愈加成熟，使得科技资源整合、科技赋能环境优化，为体育用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传统以资源、人力等投入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突出表现为产品质量不高、资源利用率低、产业结构不平衡，难以适应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现阶段体育用品的形态、服务消费方式、营销模式等不断革新，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链条也加速向服务业延伸，行业生态重塑的趋势明显。体育用品制造业亟需借助智能制造赋能，加快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转变，使之成为促进体育产业发展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1）从体育用品制造业生产要素看，智能制造的价值在于通过识别技术、实时定位系统、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网络安全技术、系统协同技术等优化传统体育用品的生产要素结构，重构产业价值链和分工体系，是产业发展模式的颠覆性创新，提升生产效率、降低资源错配率，向“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环节延伸，破除体育用品制造业的产业价值链“低端锁定”陷阱；2）从体育用品制造业技术创新角度看，智能制造赋能以技术创新作为内在驱动力，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持续攀升，通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和知识积累叠加，加快颠覆性技术创新从单一走向集成化创新，提升产品的性能、可靠性、安全性以及经济性等；3）从体育用品制造业结构升级看，智能制造赋能在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由资本技术密集型代替劳动资源密集型的过程，对于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和合理化水平具有促进效应，加速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逐渐演化。因此，智能制造赋能是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智能制造赋能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信息网络具备开放性、共享性、便捷性等特点，有利于资源的跨区域配置，破除本土化生产边界限制。构建完整的数据流通回路，推动企业自我感知外部环境，供应链上的制造企业、分销商等进行数据传输共享，对派单、领料、加工、退料、入库、出库等实时控制，以数据自动流转化解复杂资源配置的不确定性，动态整合资源，促进企业打破传统生产制造活动的技术可达性与经济可行性制约。体育用品制造业产业链是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组织，起源于生产分工，其生产分工水平受到整条产业链上交易成本影响，两者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传统体育用品制造业是线性产业链组织结构，各分工单元易受到地理空间约束和相邻单元的反馈影响。体育用品制造业已形成了较高层次的产业聚集，在空间分布格局方面呈东部专业化水平高于中西部的特征；在集聚区域方面集中于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和福建（李海杰 等，2019）。智能制造具备多元信息交互能力，以资源配置的动态化为核心，打破劳动、土地、资本、信息等生产要素流动的时间与空间限制。利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虚拟仿真等技术增强生产要素投入的合理性、提升要素配置运行效率，打破发展不平衡的空间格局。智能制造赋能能够使产业链空间不断延伸，呈现复杂网络的动态化组织形态，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分工边界大幅拓展。
智能制造协助体育用品生产过程数字化。基础设施层，通过对企业内部厂房、流水线、车床等设施增加感应器、摄像头，打开生产过程“暗箱”，将数据传输至数据层，设施中添加，实现生产环节精准调控。数据层，利用计算机算法，对基础设施层收集的生产数据进行转换、分类、存储和可视化处理，依据算法预测需求变化、原材料供应和产品生产等问题，制定应对方案。虚拟生产流程中调整并实施最优方案，采用数字孪生模型设计产品，建立运行仿真模型，验证其在不同环境下的性能及适应性。智能制造有助于对生产资源、要素使用计划进行弹性安排，实现生产环节的信息协同，将改变人与人直接互动为主的供需匹配模式，革新传统交易方式。智能制造对交易成本造成影响（Matthews，1989），依据体育用品产业链分工主体间的组织连接方式与产品交换关系，将其交易成本分为组织成本与执行成本。传统制造模式下，组织成本与体育用品生产成本密切相关，由于生产技术落后、设备利用率低、人工误差等问题导致生产成本高，产业分工细化推动组织形态复杂化，组织成本随之上升；生产过程中由于信息采集难、决策反应迟滞等问题，产业分工水平提升也提高了产品交换的数量与频次，执行成本随之上升。智能制造提升信息交互效率，降低组织成本与执行成本，通过网络化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促进数据解放并加速流动，减少中间环节。
智能制造将机器、设备等设施群与先进传感器、控制装置和工业软件等联结，构建虚实融合的物理系统，改善研究、生产和销售割裂的制造模式，以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模式实现“产消合一”。2023年，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改变了按照产品类别细分展示的方式，以一体化解决方案的集成体方式，推动体育用品从单一产品制造向“制造＋服务”的双轮驱动转型，对消费者注重产品附加属性与个性化需求的趋势更加适应。体育用品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是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生产与消费的二元逻辑演变为“生产-消费”一元论，生产者与消费者、供给与需求的界限逐渐模糊，推动产业价值的创造与增值。1）供给端。企业借助数字化手段，依托消费大数据，对消费需求实时追踪，增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连接效率与深度，根据需求信息定制产品功能，包含规格型号、标准架构和技术性能等。例如，安踏通过打造个性化产品定务体系“ANTAUNI”，基于智能化制造平台实现高效协作与供需精准匹配，展开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体育用品智能制造实践。2）需求端。智能制造注重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消费者融入体育用品制造的全价值链环节，具有消费与生产双重属性。基于消费者到企业（customer to business，C2B）模式，消费者基于数字化平台主动介入并参与设计、研发和生产，有利于企业提升供给效率，促进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利共生。例如，卡路里科技（Keep）借助前沿信息技术，推出“AI＋课程”“手环＋直播课”“单车＋FTP”3款产品，在满足消费者大规模个性化定制需求的同时，使消费者获得数字化场景体验。
生产模式的柔性化是智能制造的重要内容，根据需求实现对机器、工艺、产品、生产能力、系统拓展的柔性改造，使企业生产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达到效益最大化。生产模式的柔性化一方面是指生产能力的柔性反应能力；另一方面是指供应链敏捷与精准的反应能力。传统体育用品制造业采取单一种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属于推动型生产方式，同时，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了梯度差异，形成高、中、低3个层次的体育用品消费市场，不同地区、年龄段、性别和消费能力的群众需求迥异。生产模式亟需从传统单向的“设计—生产—销售”模式转变为“挖掘消费者需求-让消费者参与设计—生产—配送”的C2B模式。智能制造赋能下企业增强与消费者的交互，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设计研发阶段对消费者行为数据进行信息统计与挖掘，绘制消费者画像，精准收集消费者需求，避免产能过剩的同时对原材料“获取—入厂—成品”全流程实时监控，全面规划工厂布局图、生产流程，整合生产、制造、业务端间的基础信息流，畅通产能共享、供应链需求、物流等环节间的信息传递，促进信息、通讯和运营的深度集成，依据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弹性释放产能，促进供应链协调。2018年，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启动了柔性化生产模式改造，利用48条智能生产线实施高效的体育用品生产管理，提升企业周转速度，及时响应市场变化。智能制造通过对生产模式的柔性化改造，促进供需精准化匹配，加快体育用品制造从“粗而广”走向“精而细”。
建立完备的产业扶持政策体系，既有助于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也有助于引导传统企业加速转型升级。但由于存在过度追求智能制造企业规模、融资规模和产品数量的攀升及技术支持力度不够的问题，企业热衷于短期商业价值的概念炒作，制约了智能制造的整体发展潜力。尽管政策中都对做大做强体育用品制造业作出了明确部署，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也相继出台实施意见予以配合，但在财政、税收、用地、融资等方面的扶持力度相较于其他行业仍存在差距，尤其是缺乏针对性的转型升级实施方案。在智能技术的接入标准、适配效能和硬件设备的智能化升级改造等领域缺少政策解读和引导细则，导致企业在转型升级的实践活动中面临较大风险。新华社体育产业系列调研结果显示，水、电、社保、所得税等在内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整体税费按商业标准执行，未能享受到实质性优惠（新华网，2019b）。产业扶持政策不仅应涵盖体育用品制造技术、装备、生产环节，还应包括研发、设计、管理、服务等，以避免转型升级的不确定性增加。国家发改委提出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导制造业创新体系及政策；科学技术部负责科技创新政策；商务部牵头成立智能制造产业国际合作委员会，但各部门的侧重点不同，体育相关部门参与程度不高，难以建立统一协调的政策体系，势必影响转型升级的整体功能与实施效果，制约“制造”到“智造”的进程。
创新是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但现阶段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大多以来料加工起步，在生产技术方面依赖国外较为成熟的中高端技术成果，技术创新研发投入不平衡、不充分，难以打破自主创新技术壁垒，研发设计能力和生产工艺水平整体较弱，容易陷入“低端锁定”困境。R&D活动规模（企业创新研发及其试验经费）与强度指标（企业创新研发及其试验经费支出/销售收入）是衡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指标（杨明，2016），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R&D投入强度指标值偏低（图3），远低于国外Nike、Adidas等10%～30%的R&D投入强度指标区间，生产技术要素供给的动力不足。同时，体育用品制造业中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低于12%，发明专利数量少且有效转化率低于5%（王先亮 等，2021）。截止至2021年，安踏、李宁、匹克、鸿星尔克的专利申请数量分别为1 526、583、416、290件，最能代表创新研发实力的发明专利占比分别为23.46%、29.16%、7.69%、32.07%，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比例较高，技术应用特征明显，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性不强。从各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业的整体创新能力看，各省份间差距显著（朱华友 等，2020），不仅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创新能力发展需要资金稳定且持续的投入，形成循环积累效应；且不同省份的政策制定存在先后顺序，实施效果存在差异，体育用品制造业创新能力一类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二类地区包括安徽、湖南、广东、重庆和江苏，三类地区为其余22个省份①，创新能力发展不平衡。
①由于我国港澳台地区是相对独立的统计区域，依据各自不同的统计制度和法律规定，独立进行统计工作。因此，该统计未包含我国港澳台地区。
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内部供应链包括采购、制造、分销，外部供应链包括供应商、制造商、销售商和客户。体育用品制造业供应链存在断裂风险与管理效率低下的双重问题。1）供应链存在断裂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体育用品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物料短缺、产量降低、运输停滞、价格不稳定等问题导致制造商和企业陷入订单骤减甚至无订单的困境，内外部供应链均存在短期或长期断裂风险。例如，2017年，李宁的供应链管理问题遭遇库存危机，积压量超过21亿元；2020年，受疫情影响，安踏库存积压量高达50亿元。2）供应链管理效率低。供应链管理是供应链系统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和优化等活动的综合，目的是促进企业增加效益、降低成本，但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供应链主干尚未打通，组织化程度低，链上企业大多属于原始设备生产商，基础类、低层次产品占主导。例如，北京2022年冬奥会“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开启了冰雪运动新时代，为冰雪类体育用品的制造提供了庞大市场需求，但冰场压缩机、冷媒泵、等核心关键部件仍以进口为主。由于数字化技术应用不足，企业间缺乏开放共享的供应链信息化平台和交易支付平台，导致供应链各主体间缺乏有效连接，企业间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等尚未打通，无法形成系统化的协同机制。2021年，我国全产业实现供应链内部资源集中管控和动态优化配置的企业占比分别为33.1%和27.5%（邵明堃 等，2022），反映出供应链管理效率低的问题。
标准化关乎国家质量技术基础（national quality infrastructure，NQI），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支撑。标准体系不仅是一套技术规范，更是促进科技进步与提升企业协同效率的重要途径，对智能制造赋能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引导作用。但我国智能制造仍处于初级阶段，体育用品制造业与智能技术有待深度融合，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较低。尽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于2019年颁布了13项智能制造相关国家标准，包括标识、安全等基础通用标准、数字化车间、系统集成等智能工厂标准，以及工业云等智能赋能技术标准；2021年颁布的《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1版）》中“行业应用标准”包括了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建材、石化、纺织、钢铁等12个部分，但缺乏针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专项标准。由于接入物联网技术过程中缺少统一的通信标准规范体系，面对接入设备的复杂性，容易造成企业的、传感器之间传递接收信息困难，难以通过条码扫描器、生产和监测设备、人机交互、智能终端等有效分析研发数据、生产数据、运维数据和管理数据，造成数据资源浪费，制约了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
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涉及装备、软件、通信、大数据等多领域技术，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伍的需求更加迫切，但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根据统计数据显示，预计2025年智能制造领域人才需求将达900万人，人才缺口为450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0），人才供需矛盾加剧。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企业的员工数量仅占总员工的1.0%～1.3%，而欧盟为2.5%～4.0%（中国互联网数据资讯网，2020）。《“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了2025年体育产业从业人员超过800万人的目标，但智能制造专业人才培养周期相对较长，现有人才培养体系难以打破人才壁垒，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陈旧，数字化接轨缓慢。体育产业在发展初期因体育市场扩容而引进了大量体育人才，但是劳动者素质、结构较为单一，体育用品制造业中从事相关生产的员工大多习惯于传统流水线生产制作方式，数字技术掌握水平较低，制约了智能制造的推广与应用。同时，中小型企业受限于人力成本控制因素，存在选拔体系模糊、培养机制缺失以及人才转型困难等问题，难以满足体育用品智能制造的人才需求。
大数据是体育用品制造业提高核心能力、整合产业链以及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有力手段，将贯穿转型升级的全过程。“十三五”时期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设备数字化率为50%，而完成设备联网、进行数据整合利用的企业为23%（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2021），大数据整合利用的覆盖面不够广泛。智能制造赋能所带来的相关法律问题主要涵盖企业数据保护、消费者和员工数据保护、网络安全以及法律责任承担4方面，法律法规体系仍有待完善。体育用品智能制造是建立在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环节基础上的万物互联，海量数据的交互流通是基本特征，背后蕴藏巨大经济价值。例如，消费者直连制造模式打通了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产生交互数据。但现有法律条文并未明确区分“数据”与“信息”的概念，容易造成体育用品制造相关数据保护与信息保护间的混淆。数据所有权主体的法律地位、归属和保障方式等问题仍较为突出（徐汉明 等，2020），已成为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政策作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风向标，要强化政策制度供给，营造有利于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持性环境。1）政策目标方面。以产业转型升级的突出问题和共性问题为导向，聚焦痛点和堵点。需求侧政策一方面是加大对国内市场需求的激发与培育，降低准入标准，制定准入退出市场的宽松政策；另一方面是拓展国际市场需求，支持企业的海外商业活动并抓住全球商机。供给侧政策可细分为资金资源支持（宏观利率、中小微企业金融、产业引导基金等）、技术创新提升（技术创新方式、技术创新保障等）、专业人才储备（高等教育、社会培训等）、生产能力增强（产业升级、制造技术改良、拨款补贴激励等）和基础设施完善（体育用品制造业基础、智能制造基础、网络设施基础等）。颁布专项化的体育用品制造业促进政策，培育产业基础较好、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智能制造的全国试点示范。例如，全国300多个智能制造的试点示范项目经验在复制推广之后，行业内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生产成本降低20%以上（杜人淮，2015）。2）干预层级方面。一是宏观经济体系与体育产业体系层面，制定专项化的体育用品制造业促进法律法规，提高政策法律效力。借助国家科学基金、产业创新基金等推动智能制造技术研发，建设一批体育用品智能制造创新中心、工程技术中心、专家智库等研发机构，创新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形成政策驱动力。二是中观体育用品制造业产业结构层面，设立优先投资目录，重点攻克转型升级的难点与痛点，加快体育用品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特色产业集聚发展。例如，长三角地区的张家港、武进等体育产业示范基地根据地区禀赋集聚多种业态融合发展，鼓励技术研发与创新。三是微观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层面，制定完善的企业知识产权、信息与数据安全保护管理制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创造良好税收环境，鼓励企业走智能创新驱动路线，为企业提供中长期、紧急援助等。例如，福建省出台《福建省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加快“体育先进制造＋服务”基地建设，支持银行与第三方信贷机构合作，开发适合中小型企业转型升级的金融服务产品。
2008—2018年，体育用品制造业创新产品收入占整体产业的比重由3.55%提升至16.79%（蔡朋龙 等，2022），未来需要提升技术创新研发投入，推动创新要素流动机制的变革。1）加强技术创新激励保障机制建设。企业应具备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建立科研投入增长机制，包括研发投入、人才引进经费等。设立企业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制度，将科技创新投入纳入全面预算管理；完善收入与科技成果、创新绩效挂钩的奖励制度，提升科技创新指标比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将其纳入收入体系，保障研发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建立符合科技创新工作特点的岗位管理和考评制度，探索实施股权、期权和分红激励，激发研发人员创新精神。2）推动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建设体育用品制造业协同创新服务平台，规范各项服务标准，涵盖技术研发、检验监测、技术评价、质量认证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建设体育用品制造业金融服务平台，创新与金融业的有机融合方式，引入多元投资机制，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发挥金融资本助推作用；建设科学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鼓励先进企业、重点研发实验室等无特殊规定限制的科学仪器设备向社会开放，推进资源共享，带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整体创新能力提升。3）增强产学研协同技术创新能力。建立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间的智能制造产业技术联盟，整合产学研技术资源，加强对高端传感器、标签识别芯片、基础软件开发等研发力度，攻克关键技术、关键设备等难题。尤其是体育用品制造业领军型企业、龙头骨干企业位于供应链核心位置，应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安踏与北京体育大学、东华大学等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创建运动科学实验室、检测实验室、智能制造实验室等，以此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核心能力，抢占转型升级的新高地。
随着制造业分工逐步精细化，诸多企业构成了整个体育用品制造业的供应链体系。1）组织层面。对于组织外部，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势打破时间、空间约束，基于互联网使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共享客户、设计、生产经营信息，加快线上渠道建设，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提高设计生产柔性，加快实现从企业协同到整个产业链协同。对于组织内部，加快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BI）连通业务数据，将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不同业务系统的数据打通并整合，存放至数字化供应链平台，提升组织内部管理效率。注重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角色转型，加快向服务型制造商转变，提高产业附加值。2）业务流程层面。加大信息技术在业务流程再造中的应用，确保业务流程设计的统一性、开放性、通用性，提升业务流程对转型升级的兼容性。构建智能采购平台，实现智能物料采购，精简流程，提升生产效率；构建智能仓储管理系统，实现物料智能识别、定位、分拣、配送，减少库存完美体育官方网站，降低运营成本；建立智能物流系统，打通供应链上下游，增强协同合作。例如，adidas加快整体供应链数字化进程，其数字化水平被科技咨询机构Gartner L2 评为“GENIUS”最高等级，2018年实现营收219.15亿欧元，同比增长8%，其中电商收入增长36%，超过20亿欧元（中国鞋网，2020）。3）信息系统层面。信息系统是优化供应链管理的基石，建立基于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技术的集成编排平台，统一数据统计口径和管理规范，利用构造标准API接口的方式联结SCM、MES、CRM、ERP等系统，提高数据交互、对接、同步效率，促进供应链各环节的纵向一体化发展。例如，安踏同安智能工厂通过引入SCM供应链管理系统，提高研发、采购、物流、销售等服务链条的协同效率，同产品人均效率提升18%～35%、产能效率提升21%～28%、管理结构精简15%、成本同比降低11%（晋江新闻网，2021）。此外，利用API全生命周期管理，以全景技术显示接口的运行状态，实时掌握供应链运作状态，打造高效敏捷的数字化供应链管理。
智能制造，标准先行。标准化建设是实现智能制造赋能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注重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以及与体育用品制造业标准体系对接，增强其应用普适性、行业相容性、动态更新性。为建立先进、开放、协调的体育用品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应遵循“加强统筹、分类施策”“夯实基础、强化协同”“立足国情、开放合作”的基本原则。在基础共享标准层面，包括通用标准、安全标准、可靠性标准、检测标准、评价标准、人员能力标准6方面；在关键技术标准层面，包括智能装备标准、智能工厂标准、智慧供应链标准、智能服务标准、智能赋能技术标准、工业网络标准6方面。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指导下，统筹“产学研用”各方力量，加强体育用品智能制造标准关键技术指标的试验验证，推动标准体系有效落实。结合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实际问题，加快颁布《国家体育用品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有序指导转型升级工作持续推进。此外，国内企业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协调国际、国内标准冲突，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提升体育用品智能制造自主标准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例如，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制定了室内外健身器材、人造草坪及体育工程、碳纤维自行车、智能体测一体机、冰雪产品等5大类产品标准，参与制定国家标准40多项，其标准高于国际标准，抢占全球体育用品智能制造发展新高地（新华网，2019a）。
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作为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础，要加快推动人才知能结构由“制”到“智”、人才整体素质由“粗”到“精”、人才创新意识由“仿”到“创”。1）加大人才培育力度。建议采取3阶段渐进式的专业课程培育模式：第1阶段“大工科”、第2阶段“活模块”、第3阶段“精方向”。高校根据先进性原则和适切性标准，精选与学校定位、人才目标定位相匹配的企业作为专门主体，协同开发转型升级所需的专业课程，形成多层次、多结构人才队伍布局。将人工智能、工业大数据、边缘计算、数字孪生等技术融入进课程教学，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趋势下深化学科建设和专业调整，加快专业教学与智能制造对接。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搭建产学研联盟交流平台，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智能制造创新研发体系，促进成果共享、协同创新、课题共研，形才培育合力。2）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各地方积极搭建体育产业人才创新服务平台，制定人才引进计划与认定标准，对符合引进条件的高端人才给予住房、子女教育、科研经费、补贴等优惠。企业与人才创新服务平台紧密对接，采取“直接引进”和“柔性引进”相结合的方式吸纳人才。完善人才薪酬制度和服务机制，解决好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等关键问题，激发人才创新能力，为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夯实人才基础。
体育用品制造业与现代信息化技术深度融合，将产生海量数据，加快建立系统全面的数据保护制度对于保障其转型升级尤为关键。2009年，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借助北京亿赛通数据防泄露技术解决方案，建立自动化、透明化、智能化的动态加解密系统，体现出数据安全对于企业的重要性。1）科学区分数据与信息的概念。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界定数据的权利属性和法律地位，在法律层面厘清数据与信息的概念。《数据安全法》作为我国首部关于数据安全的律法，侧重于保护企业的数据收集和运营产生的商业数据，具有较强公法面向。以《数据安全法》等基本法为主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专门法为切入点，制定数据财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对体育用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等环节产生的数据财产权予以界定、确权和保护。2）完善数据安全法律保障体系。转型升级中出现的轻微数据侵权案件，优先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追责；对情节较为严重的数据侵权案件，通过定期约谈、责令整改、罚款等行政处罚手段追责；对情节特别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数据侵权案件，从刑法层面进行处理。3）打造全景式数据安全管理保护机制。不仅需要相关责任部门打击数据侵权行为，降低企业维权成本，保护企业正当权益，更需要推动企业外部监管机制与内部治理机制结合。例如，安踏于2008年启动“IT蓝图计划”，从组织架构、流程体系、技术平台3方面初步构建了公司的信息安全体系，从物理安全、网络安全、主机安全到应用数据逐层推进。未来要对管理保护机制进行提档升级，为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全方位保障。
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智能制造是我国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建设制造强国的核心依托，体育用品制造业作为我国体育产业的根系，智能制造为其转型升级提供了新视野与新方法。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必须牢牢抓住“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历史机遇，借助智能制造优势加快转型升级进程，积极落实国家智能制造发展战略，顺应全球制造业格局演变。